康熙迁界对惠来县的影响
据康熙《惠来县志》记载：“康熙元年壬寅四月，因海氛未息，奉令迁移地亩，勘立边界，将沿海地方斥去三十里，立界设防，令居民移入内地。迁去田地四十三顷四十二亩。自潮阳交界和平寨起，至本县浮埔、靖海所驿后止，建立墩台六所。”
迁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康熙元年(1662年)，清廷为杜绝沿海民众对郑成功军事力量的支援，下令沿海人民迁入内地居住；康熙八年(1669年)，因郑军已退守台湾，遂下令展界，各地所展地界幅度不一；康熙十七年(1678年)，又因军事需要，再将一些地方的百姓移入原迁界限内；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二年(1681～1683年)，清廷平定郑军，统一台湾后，才下令全部复界。
康熙元年全国范围的迁界，给整个国家特别是广东、福建等接近台湾的沿海地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。惠来是当时潮州府的一个滨海小县，不可避免深陷其中。具有民本思想的惠来知县张秉政（康熙十七～二十六年在任），在他主纂的《惠来县志》中，如实记载了这段历史，上面短短的一段文字，潜藏着多少惠来人民的血和泪！
一、原因——“海氛未息”
迁界的唯一原因是抗清的郑成功军事力量对清廷造成威胁，为了隔绝郑成功，而采取这种惨绝人寰的措施。
顺治十三年( 1656年 )，由于郑成功在海边神出鬼没，不时冲击东南沿海，特别是广东、福建一带，清廷颁布“禁海令”：“寸板不许下海、片帆不许入口。”不但禁止渔船、商船出海捕鱼和贸易，也禁止外来船只进入港口停泊，企图将郑家军困死海上。福建和广东沿海居民首当其冲，很多经济来源断绝，接着殃及到远在南海诸岛谋生的渔人和商贾。
康熙元年（1661）三月，郑成功经澎湖顺利登陆台湾，一路所向披靡。清政府急红了眼，悍然采取“根治”手段，于康熙元年（1661）四月，颁布更为彻底也更为残暴的“迁界令”：“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。”沿海居民被强迫在3日之内搬迁，百姓背井离乡，生灵涂炭。
二、经过——“初迁复迁”
康熙《惠来县志》具体记载了惠来县整个迁界的过程：
“康熙元年壬寅四月，……迁去田地四十三顷四十二亩。”
“二年癸卯八月，知县李济仝大人踏勘绘图，至三年甲辰续迁，共迁去乡村市镇数百处，田地一千六百六十三顷零，随粮男丁一千三百七十四丁，妇女一千七百七十口。”
“四年乙巳春正月，筑建墩台，东北自潮阳交界石坑起，至本县南门外墩止，西南自南门外起，至海丰交界吊旗山止，共计墩台二十九座，墩外剜浚边沟，广五尺，深一丈。”
“六年丁未，筑建营堡，县东建于径口，拨兵四十名守之；县西建于龙江，拨兵百名守之。插竖桩栅四处：惠政桥栅，四间桥栅，林招桥栅，龙江桥栅。”
“八年己酉春二月，展界设防，初迁续迁，一概展复，开垦田地。三年后升科，并撤桩栅，另立边于海口。”
康熙元年（1662）首次迁界，清廷派科尔坤、介推两位大臣负责迁界事宜，从山东至广东，绵长的海岸线所有沿海各处居民一律内迁30～50里，所有沿海船只悉数烧毁，片板不许留存。首次迁界，惠来县“沿海地方斥去三十里”，共迁去田地43顷42亩，占全县可从事农业生产土地的1.76%。当时惠来的海岸线100多里，所迁之地可耕地不多。
康熙三年（1664），郑成功全面收复台湾后，清廷气急败坏，再次颁布“迁界令”，这次由伊里布、硕图负责，勒逼广东从饶平、澄海、揭阳、潮阳、惠来至廉江、合浦、钦州等24州县沿海居民再次内迁，并封港毁船，禁止居住。还谕令将界外地区房屋全部拆毁，田地不准耕种，渔民不准出海捕鱼，出界者立斩不赦。做到彻底“尽夷其地，空其人”。两次迁界，惠来县共迁去土地1663顷，占全县可从事农业生产土地的67.88%；迁移随粮男丁1374人，妇女1770人，共3144人，占全县实在丁口26.56%。惠来县共5都，“迁去大坭、隆井二郡，惠来、酉头、龙溪三都之半”，迁移之地占全县大半。
这还远远不够，清廷还有一系列的“坚壁清野”措施出台：
康熙四年（1665），再次筑墩台，仅一个小小的惠来县，就修筑墩台29座，连同康熙元年所建6座，共35座墩台。墩台外开挖深沟，宽5尺，深1丈。“一寨之成，费至三四千金，一墩半之。”劳民伤财。
康熙六年（1667），筑建营堡，于惠来东部建径口堡，守兵40名；于西部建龙江堡，守兵100名。
到处插竖桩栅。惠来县竖栅4处：惠政桥栅，四间桥栅，林招桥栅，龙江桥栅。
沿海迁界的过程与其说是移民，不如说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屠杀和掠夺。
一是时限紧。按照记载：“勒期仅三日，远者未及知，近者知而未信。逾二日，逐骑即至，一时跄踉，富人尽弃其赀，贫人夫荷釜，妻襁儿，携斗米，挟束稿，望门依栖。”
二是放火烧。“令下即日，挈妻负子载道路，处其居室，放火焚烧，片石不留。”
三是狠心杀。对于不肯迁移的居民，就是一个“杀”字。清廷统治者在这方面从来就是不手软的，“民死过半，枕藉道涂。即一、二能至内地者，俱无儋石之粮，饿殍已在目前。”
迁界之惨酷，诚如屈大均在《 广东新语 》中所写：“自有粤东以来，生灵之祸，莫惨于此。”
在孙汝谋担任惠来知县（康熙三年～十年）后期，迁界终于有所松动。康熙四年（1665），广东巡抚王来任（有的史料作王来壬）巡视沿海一带，亲见内迁的民众生活十分悲惨，他将实际情况上奏朝廷，希望皇帝能让动迁的百姓回到原来的居住地。康熙七年（1668）春，王来任病故，临终前还向朝廷上奏陈情，恳请展界。康熙八年（1669），朝廷派两广总督周有德前往沿海一带勘察，同年，朝廷恩准惠来展界，但仍然设防，另立边于海口。
后任惠来知县张秉政兴冲冲写下《喜展界》：“万里全疆画界分，于今重复课耕耘。蛟蜃戢影澄遥岛，鸡鹜将雏认里枌。汪泽谕宽三载赋，炊烟缕锁一行云。环郊闻得闹春社，齐颂恩光恰海濆。”
惠来的老百姓为了感谢王来任、周有德两人，遂在靖海、览表、隆江、神泉、资深等地，修建“二公庙”，用隆重的方式纪念巡抚王来任和总督周有德二公。
三、影响——“遍野嗸嗸”
迁界涉及的范围有多远？据阮旻锡《海上见闻录》：“上自辽东，下至广东，皆迁徙，筑短墙，立界碑，拨兵戍守，出界者死，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。”“以亿万计”当属文学夸张。在广东，迁界涉及28个州县，深入到田庐连片、农工商业发达地区，被迁士民数百万，抛荒田地共531万亩有余。迁徙之民被迫离开故土，扶老携幼，流离载道，行乞街市，饿死病死，不计其数。
全面估计迁界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恐怕不可能，仅以惠来县为例。
“遍野嗸嗸”是惠来知县张秉政对于迁界造成影响的沉痛概括。他主纂的康熙二十六年《惠来县志》“贡赋物产”：“惠瘠壤耳，迁移之际，遍野嗸嗸。展界后，哀鸿虽集，而流亡者有之。阡陌虽垦，而汙莱者有之，抚字者亦既心劳矣。”惠来原本就是穷山恶水，迁界期间哀鸿遍野，而展界后，哪怕朝廷“汪泽谕宽三载赋”，百姓仍然困顿不堪，惨淡度日。
综合康熙《潮州府志》和《惠来县志》、雍正《惠来县志》、乾隆《潮州府志》的记载，从顺治十四年（1657）至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），惠来县人口和农业收入的变化情况如下：
顺治十四年（1657），除“逃、绝、老、幼免编外”，惠来县实编男妇14985人，其中成丁男子6231人，“实在食盐课银” （女人口）8754人。田地、山塘、埔溪2493顷99亩，夏税农桑米75石5斗5升，秋粮米11365石5斗1升。
顺治十七年（1660），惠来县总人口21211人（包括老幼），其中男子11857人。
康熙元年（1662），首次迁界，惠来县迁移43顷42亩，剩下2450顷57亩，实际收成米11281石5斗8升。
康熙三年（1664），第二次迁界后，全县实在男丁4857人，女人口6984人。
康熙十一年（1672），实在男丁5264人，女人口7478人。实在田地、山塘、埔溪1535顷10亩，实际收成米6220石3斗6升。
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，实在男丁5542人，女人口7806人。田地、山塘、埔溪1706顷66亩，实际收成米7078石。
康熙二十五年（1686），实在男子成丁6093人，女人口8505人。
康熙治下，尤其到了中后期，国力日渐强盛，但惠来的经济却沉疴难起，人口增长缓慢，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后，很长时间无法复苏。一直到乾隆年间，才缓和过来。周硕勋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）《潮州府志》：“各县现届编征实在丁口，……惠来县，男丁六千二百三十一丁，妇女八千七百五十四口，实在共一万四千九百八十五丁口。……又乾隆元年起至二十一年止，盛世滋生永不加赋丁口二千九百丁口。”征税人口终于恢复到顺治十四年的水平。同时，全县课税田地2561顷10亩，实际收成米11737石9斗6升，稍微超过顺治十四年的收成。
数字是枯燥的，无法给我们一个强烈的印象，让我们看看一些相关的资料记载：
“起江浙，抵闽粤，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，土著尽流移。”
“稍后，军骑驰射，火箭焚其庐室，民皇皇鸟兽散，火累月不熄。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，曰：‘无资寇用。’”
“每处悬一牌，曰：敢出界者斩！”
“越界数步，即行枭首。武兵不时巡界。间有越界，一遇巡兵，登时斩首”。
“界畛既截，虑出入者之无禁也，于是就沿边扼塞建寨、墩，置兵守之。城外乡民按户征银，照丁往役。……一寨之成，费至三四千金，一墩半之。拷掠鞭捶，死于奔命者不知凡几矣。”
……
惠来县仅仅是一个缩影，而且是并不典型的缩影，相对于其他迁界时间长达20多年的地区来说，遭受荼毒只有8年的惠来还是比较幸运的。但是，即使是“幸运”的惠来，也还是付出整整106年（1657～1763）的时间，才使全县的经济、人口重新回到百年前的原点。这是惠来人民的血泪史，更是中国历史上惨痛的悲剧！
四、结论——否定态度
志书是官修的，很大程度代表了当时政府的立场和观点。对于康熙年间迁界一事，清王朝的官员们是如何评价的呢？引用清代所编修的志书，看看作为“食君俸禄”的朝廷臣子是怎样的态度。清代潮州知府林杭学（康熙十六～二十七年在任）编纂的《潮州府志》对于康熙年间迁界一事的记载和评价——《海潮揭饶惠澄六县迁地之事》：
边海多寇患，屡躏内地。康熙元年，钦差少宰科尔坤、少司马介推，仝平南王尚可喜、将军王国光、沈永忠、提督杨遇明等，巡勘六县。海滨筑小堤为界，令居民迁入堤内，越界者死，而海寇犹滋蔓也。三年，又差冢宰伊里布、少司马硕图，偕藩院、将军、提督等再巡勘。海阳迁去龙溪、上莆、东莆、南桂四都，秋溪、江东、水南三都之半；潮阳迁去直浦、竹山、招收、砂浦、隆井五都，附廓、峡山、举纟東 三都之半；揭阳迁去地美一都，桃山半都；饶平迁去隆眼、宣化、信宁三都；惠来迁去大坭、隆井二郡，惠来、酉头、龙溪三都之半；澄海迁去上外、中外、下外、蓬州、鱷浦、鮀江六都，仅存蘓湾一都，至五年而全县毕裁，设墩台戍卒以守。七年，抚院王来任上复地之疏，督院周有德毅然行之，民始庆甦生。
从周有德“毅然行之”，可以看出他顶着很大的压力，这压力是来自朝廷的。从“民始庆甦生”，我们更可以想象到老百姓听到展界的消息是多么欢欣鼓舞。如果不是之前的迁界多么不得人心，给老百姓造成了惨痛的灾难，又怎么会有如逢大赦的喜庆呢？
既然是不得人心的政府行为，当然会遭到反抗。见诸记载直接抗拒迁界的是碣石的苏利，林杭学《潮州府志》——《王将军潮惠之捷》：
康熙三年奉旨续迁。土弁苏利据碣石弗从，遣其党劫掠潮阳、惠来地方。将军王国光发兵剿之，斩首千余，余党奔溃。寻合，藩院提督兵征利，一鼓而阵诛之，碣石平。
这是站在歌颂王国光的立场来写这件事的，有点语焉不详。苏利“弗从”，给后人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，究竟为什么“弗从”？我们再看看张秉政组织编写的《惠来县志》——《苏利抗迁之变》：
康熙元年迁地，二年续迁。知县李济同大人履勘绘图，立界剐沟。碣石苏利抗迁，沿海地方分哨据守。其党郑三据龙江，余煌据神泉，陈烟鸿据靖海。三年八月初七日，征南大将军王国光督师由潮达惠，至靖海大塘埔，烟鸿拒，敌授首，遂长驱至邑。初十日，龙江郑三一鼓而歼，神泉余煌奔窜。师由长青与平藩合剿，利出战南塘埠，杀败身死，大师凯旋。
从一个“抗”字，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一些苗头。不论是“弗从”还是“抗拒”，不难看出修志者站在客观的角度记载“抗迁”者的作为，同时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出，编者对于迁界一事的否定。